黄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7]《湖南程序规定》及其他地区行政程序规定的实施，为未来中国程序立法及程序法治建设提供了诸多经验，也提出一些问题。这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规范制约，是关于行政权的源头规范。
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行政执法听证的作用得到执法机关的普遍认可。第三，由全国人大制定行政程序法，才能改变当前立法整体上管理法色彩较强的问题，实现行政程序立法由管理公民法向管理政府法根本转型。程序在此发挥作用的机制与个案执法程序不同，它并不预设假想敌，并不强调行政与私人之间的对立，而是致力于为各方主体理性、平等进行商谈搭建平台，达成共识。每一种行政行为构成独立一章，对每一类行为的程序作出完整、系统规定。
这一目标在我国主要通过以下四大机制予以实现。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三十年的改革并未改变这一状况。但在新形势下，削藩是困难的，因为南方各省不仅有自己的军队，而且手握共和革命的道统。
但在历史上，主权在国被发明出来，恰恰是为了制止进一步的提问。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这样一种君民共治的政治，既不能界定为主权在民，也不能界定为主权在君。民权极张的判断也指向民国初年地方议会中体现的离心力，针对是是那种将主权在民与地方自治绑定在一起的观念。
此等冲突，即由人民本体而发生者也。第二，孔教具有内在的优越性，即便非中国所产，也应为中国所用。
这里的全国，根据语境中的意思来看，应该对应着法文的nation或者德文的volk，即具有政治资格权的国民全体。第二功能则是为一个以公共行政为本位的政治体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克林威尔既改共和，亦未有尽去千年之典章，而令议员一切新议之。这一区分与伯伦知理对nation与volk的区分相对应。
李庆芳列举的两个方面中，隐含着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于主权在民的理解：在这里，民体现出来的并非是组织性和整体性，而是一种源初的、未被组织为单一集体人格的自发性和多样性，在这里，并不存在民的集体人格与单个个人之间的张力。而绝对的君主专制属于过去，在今世却是有害的。由于这样的一种合伙关系的目的无法在许多代人中间达到，所以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政制方案与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的主张从精神上是一致的。
从思想上说，在那些知识的硬伤背后，难道就没有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洞察力吗？有必要探讨的是：康有为为何在对nation的理解上将国与民对立起来？从技术上来说，康有为自己不通西文，全赖他人翻译。一时政党遍地开花，大党并立割据，小党星罗棋布。
君主的绝对主权已经过时，而人民主权又被视为洪水猛兽，在此条件下，德意志本土日益发展的国家有机体论和法人学说提供了一种折衷的解决方案，将作为有机体和法人的国家作为主权的承担者。在卢梭这里，通过社会契约产生的、具有政治意志资格的主权者共同体——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标举的la nation，就是国家（état）的别名。
他们主张的主权在国并非国际公法上的国家拥有主权的意思，而是与主权在君、主权在民并行的宪法学理论命题，旨在回应国内宪法秩序中主权归属的问题。但现实与他的期待恰恰相反：民初国民党主导的国会成为掣肘乃至对抗行政的力量。主张民权者，则欲厚予国会以节制权。极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迈斯特（Maistre）即以此为据，指出共和国制度下代议制实践和人民主权主张的矛盾：人民的权力仅限于推选那些被指定的人，人民不仅不能给自己选出的代表以特别委托，而且法律总是力图切断代表与其各自省份的一切关系.。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南方的二次革命，从组织人事上控制了南方多数省份。智利（第三条）及墨西哥宪法（第三十九条）均有此规定，实本意也（比国虽非共和国，然其宪法第二十五条亦与此相类）。
这一思想与晚清国粹派对国魂的思考相通。不尔，则是有命令者，有受命者，不得为民约也……三曰，其国民必须全数画诺也。
梁启超的理解大致与伯伦知理的意思吻合。议院曰否，则不啻为国民之所否，政府不得而可之也。
在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者柏克那里，我们或许可以听到一种类似的国家观： 我们应当怀着另一种崇敬之情来看待国家，因为它并不是以单只服从属于暂时性的、过眼烟云的赤裸裸的动物生存那类事物为目的的一种合伙关系。与梁启超主要通过日文文献来了解德国不同，康有为曾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
值得注意的是，在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中，他就已经以坚定的语气来这样解释主权在民：盖中央共和，最高主权在国民，（最高主权在国家，而国民即代国家行使主权者，故亦可谓之在国民。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在国论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项。建国则是缺乏政治意志的部民（德语nation）向具有政治意志资格的法团的关键飞跃，通过建国，部民成为具有单一法律人格的国民（volk）。他首先提出国魂概念：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
紧张在于，在中国，由于君主的倒台，主权在国论已经不再可能是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君之间的延迟决断，它的第一功能已经消失了。康有为对主权在国的集中表述，见于其作于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二章： 第二条 主权在国。
主张主权在国的康梁最终失败了。他在春秋公羊学三世说的框架里把握各种政治主张，认定无君的民主只可能在未来的太平世实现，但并不适用于万国竞逐的今世。
由此看来，康有为将共和立宪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既有的宪法传统的增益，而非对原有宪法的全盘颠覆。最早的讨论是围绕《临时约法》所使用的主权与统治权概念的关系而展开的。
二、康有为的主权在国表述 在背景明了之后，让我们来看康有为对于主权在国的表述。但同时，康有为也并不认为德国联邦议会是橡皮图章。17世纪英国和19世纪德国能在政治改革中保留君主制，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境内外的共和革命使得掌权的政治精英们相当恐慌，不愿意在激进的共和革命中丧失掉既得利益。德国在短时期内的飞速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甚至使他发出德政治之美，实甲百国的感叹。
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深思，融洽其肌肤，陶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人失魂乎，非狂则死。王宠惠的主张是将议会作为主权代表机关，垄断政治整合功能，政府不过是主权代表机关意志的执行机关而已。
但历史往往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过程，在历史变迁中起到构成性作用的知识错误，往往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历史过程的重要切入点。1913年时有效的葡萄牙宪法是1911年葡萄牙共和国宪法。
这种消失并非是被刻意遗忘，而是失去与政治现实的相关性。就政党而言，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主张主权在国，而国民党则力主主权在民。